蒋莹颖
普陀区妇幼保健院
从事防艾工作年限：9年
面对HIV初筛风波，既以专业数据筑牢信心，更用人文关怀接住焦虑，守护母婴平安与家庭完整。
突如其来的“待复查”
“医生，一定是搞错了！“小张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孕检手册“啪”地落在诊桌上。她的声音里带着颤抖，眼眶发红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诊室外的孕妇们闻声侧目，我立即关闭诊室隔帘，将纸巾盒轻轻推到她面前：“HIV初筛待复查需要疾控中心复检才能确诊，就像怀孕试纸显示两道杠还要做B超确认一样。”
这个比喻让她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，但眼泪还是止不住：“我老公常年在外打工，我连化妆品都只用孕妇专用的，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...”
第二天一大早，走廊里就传来争执声。小张的丈夫李先生连夜从外地赶回来，手里攥着被撕碎的检验报告：“我常年在外地打工，她天天在家，怎么可能得这种病？你们医院是不是搞错了？”小张跟在他身后，脸色苍白，突然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腕哭喊：“蒋医生，求求你再给我抽一次血吧！要是他因为这个跟我离婚，我就从你们医院楼上跳下去！“我赶紧扶住她，生怕她情绪太激动伤到肚子里的孩子。
抽血时，小张死死抓住采血椅扶手，眼神里满是恐惧：“抽血时护士会不会把我的血弄到别人身上？你们是不是已经在系统里标记我是艾滋病了？”这是初筛阳性者普遍最关心的问题，我拉着她的手耐心解释：“HIV病毒离开人体几分钟就失活，日常接触绝对不会传染。你看，我接触你的皮肤也没戴手套。”她这才稍稍安心。
信任危机
三天后，院办通知我，李先生拨打了12345投诉，指责医院实验室不准，给孕妇造成严重心理创伤，还导致夫妻感情破裂。
我拨通小张电话时，听到她哽咽的声音：“蒋医生，我上网查了，染上HIV的孩子要么流产要么畸形，我婆婆说这种孩子生下来也是遭罪……”
我耐心安慰她，告诉她最新数据：“别相信网上的片面信息。2010年至今，我国HIV母婴传播率从34.8%下降到3.7%。只要规范治疗，宝宝感染风险很低。你现在只需要等待疾控中心的复核结果，因为孕妇可能会对试剂比较敏感，可能出现假阳性。”她轻轻抚摸着小腹，声音稍稍平静了些：“那复核结果还要等多久？”“大概5个工作日，我会帮你盯着进度。”
共渡心理难关
等待结果的5天里，小张的焦虑不时爆发。她会在凌晨两点打来电话：“血样会不会在路上被污染，结果怎么还没有出来？”甚至在产科诊室哭喊“不想要这个孩子了”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她的真心话，而是太过害怕会伤害到孩子，得赶紧想办法帮她稳住情绪。第一步是认知重建：联合我院检验科对于抽取的第二份血标本再次进行HIV初筛，当“未检出”的结果出来时，她眼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。接着是找情绪锚点：我教她在感到恐慌时就轻轻抚摸肚子，感受宝宝的胎动，告诉自己“我在保护两个人”。后来她告诉我，这个方法很管用，好像能感到宝宝在回应她。最后是搭建社会支持：联系疾控中心医生，让他们讲之前接触过的、成功分娩健康宝宝的HIV感染者故事；又带她看之前艾滋病宣传时的话剧录像。
另外针对夫妻间的信任危机，我想了个办法，为他们准备了“信任急救包”：让两人匿名写下最担心的事，投进诊室“树洞箱”。李先生写的是"怕孩子不是我的"，小张写的是"怕他不要我"。交换看过后，两人都沉默了，但李先生主动牵起了小张的手。
同时，我向他们展示了我院近五年42例初筛待复查最终都排除感染的数据，并详细讲解了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第39条“不得泄露感染者信息”。
小张的情绪平稳了一些，但等待区疾控复核时，她又一次情绪失控：“你们是不是在拖延时间等孩子大了不能引产？”我把检测流程图细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草图：第一格“抽取的第二份血样先在本院进行二次筛查”，第二格“去疾控实验室对血样进行不同的方法检测及复检”。
“每个环节都有不同人员背对背检测，就像高考阅卷，最大限度保证公平。”她盯着草稿纸突然破涕为笑：“原来我的血样这几天在‘公费旅游’啊。”
雨过天晴迎未来
第3天下午，疾控中心传来喜讯：“HIV-1抗体阴性！”小张攥着报告单又哭又笑，突然深深鞠躬：“谢谢您没放弃我这个‘医闹’……”原来，她早就 悄悄撤回了投诉信，还手写了三页道歉信压在我办公室门口。
这场持续5天的“待复查疑云”，不仅挽救了一个家庭，更印证了我国艾滋病防治体系的力量。小张的女儿出生后，我收到一张特殊的全家福：照片背面写着：“谢谢您教会我，医生这个词的另一种写法叫‘希望’。”
作为预防保健科医生，我深知病毒或许难以完全消灭，但可以用科学破除恐惧，用温暖融化偏见——这或许就是医者最崇高的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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